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翻译名家谈

作者：卢东民

来源：语文学刊（高教•外文版），2008年第6期，第125-127页，文中摘要和关键词从略。

一、引　言

所谓“翻译名家”，乃在翻译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著名人物，比如古有玄奘，近有严复，今有萧乾等。回顾我国自先秦以来的翻译历史，不难发现,在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活跃着一批善于学习、勤于钻研,致力于把国外的科学文化知识译介到中国来的饱学之士。他们本着“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通过自己艰苦卓绝、不懈的努力奋斗,为促进中华文化的不断丰富、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玄奘法师（602-604）

韩愈曾说:“古之学者必有师。”(韩愈·师说)言虽寥寥,却深中肯綮。为学与从师关系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见一斑。本文专论翻译名家,就是源于见贤思齐的古训,想通过对他们在自身成长、成才方面的概括性分析、介绍,为后来的为学者提供些有益的借鉴。

诚如所知,任何人的成功,都非单一因素所能决定。撰文过程中,我们遵从了拆繁就简的原则,主要从精通双语、融会贯通,厚积薄发、浑然译成,矢志不移、译风严谨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并求教于方家。

二、精通双语　融会贯通

翻译通常被界定为是用一种语言符号去表达另一种语言符号所要表达的信息的实践活动。因此,对任何想从事翻译活动的人来说,熟悉并精通两种有关语言则是一个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清代以译《茶花女》闻名,被康有为称为“译才并世数严林(严复和林纾)”的林纾,就不懂外文,所译文章全靠先由他人口译,自己再加工成文。林氏虽然在“古文词方面颇有造诣,而且工诗善画”,译文也盛

极一时,但终因“疵病”太多,“脱漏错误频出”[1],至今已少为人问津,在此不多赘述)。对翻译名家们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翻译名家都能熟练地运用至少两种语言,或从事外译汉,或从事汉译外活动。

林纾先生（1852-1924）

在论及唐代因翻译佛家经典而闻名的“三藏法师”玄奘的翻译时,吕溦指出:“他的翻译最擅胜的地方,在由于学力的深厚,和对于华梵语文的通彻,所以能够自在运用文字来融化原本所说的义理,借以发挥他自己信奉的一家之言。”玄奘的译文之所以能够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原因不仅在于他“精晓梵语,深通佛理,汉文程度又好”,还在于他“是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文表达出来”[1]。

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被认为是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可以独树一帜”[2]的傅雷,年幼时就开始读四书五经,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成年后,他不仅“兼通英文、法文,外文也达到极佳的程度”[3]。傅雷不仅提出译文“要求传神达意”的论旨,即目前学界所普遍接受的“神似”,还认为,传神的译作首先在于体会原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手”,而且还奉其为“译事基本法则”。罗新璋(1999)[4]曾经对《傅雷家书》进行译注的金圣华在谈自己的译注体会时,认为傅雷在“思维之时,许多事物,往往在不知不觉间,首先以外语形式涌现脑际,信笔拈来,也就自自然然流露于字里行间”[3]。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傅雷具有极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

傅雷先生（1908-1966）

以译《天演论》声名鹊起,并提出著名翻译标准“信、达、雅”的严复,不仅自身就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而且还精通英文。严氏早年就进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古代典籍和英文,后又远赴英国游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思想,而这些积累为他日后所从事的翻译西方资本主义的哲学、政治著作做了有益的铺垫。由于严氏用典雅的古文所译的文章不仅能引起“官僚和上层知识分子”的“兴趣”[5],还更能顺应其所处时代的“要求”和“热望”,其所翻译的宣传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著作也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1]。

三、厚积薄发　浑然译成

有鉴于译者所从事的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职业,他们所使用语言的性质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原文,而非他们自己所决定的,这就要求他们不但必须具备熟练的双语语言表达能力,广博的学识;而且还要善于与时俱进,不断吸收新鲜的语言素材,紧跟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翻译实践的不时之需,根据原文的“葫芦”译画出目的语的“瓢”来。

严复入船政学堂学习时,不仅学习中、英两种语言,还攻读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课程;毕业后赴英国游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思想。严氏从事翻译活动,一向具有较强的目的性,所译的书就是他精心研究过的;凡与原书有关系的著作,他都涉猎过。因此,他在所译作品的按语中能够旁征博引,详明解说。其译文也因此成了同时代众译者中的“翘楚”[1]。

严复先生（1854-1921） 

傅雷说:“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陈伟丰[2]在谈到自己译注《傅雷家书》的体会时认为,其中“要译注的外文,包括好几种不同的性质。第一类是专有名词,涉及的范围颇广,涵盖了英、法、德、意、奥、苏联、波兰等各国人名及地名;第二类是音乐术语,包括种种与乐器、乐曲及乐评有关的用语;第三类是普通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以及长短不等的片语及句子”。可见,对于傅雷丰富知识的积累,是毋庸置疑的。想必这些也是他在翻译方面能够做到得心应手、“传神达意”,并取得骄人成绩的凭据吧[3]。

在谈到汉语问题时,季羡林认为,(研究外国文学)要具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这就是先背上200首诗词,旧的;古文也背上几十篇。这样可以保证你要翻译的作品有一点文采,你的表现能力也会相应得到提高[6]。戈宝权认为,一个翻译工作者所具有的常识和文学修养毕竟是有限的,但在他翻译的作品中所包括的知识却又是无限的,这就要求译者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多方面的知识[7]。

季羡林先生（1911-2009）

有人也认为,翻译是这样的人,他一刻也离不开字典,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吸取新的语言知识,来充实自己的卡片库[8],这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要求他们必须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学识超群;又因为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根植于语言之中。

所以,为了更好地增进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沟通,译者就必须成为两种语言文化方面的多面手,即便要求他们应当“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百科知识”也不为过。更为重要的是,译者要认识到,“对他们的职业来说,没有任何知识是多余的”[8];同时,相关材料的丰厚积累也为浑然译成的佳作提供了物质保障。

四、矢志不移　译风严谨

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以此来说明,任何想做出些不凡业绩的人都要经历一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过程的道理。事实上,翻译名家们也确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译经大师玄奘出家后十分勤学,遍访名师;为了学到地道的佛经,虽年届而立仍离开长安私自出国,历时四载,不辞劳苦,到达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在那里,他不仅学有专攻,还如饥似渴地学习其他与佛教有关的一切知识,这样,其所取得的成就也就非当时一般的印度学者可比。回国后,鉴于其非同寻常的经历、学识及影响,唐太宗曾劝他还俗做官,他不为所动,表示决心献身译经事业。此后19年中,玄奘“共译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做到理解原文,玄奘经常“三更暂眠,五更复起”。据《慈恩三藏传》说:“师自永徽改元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昼有不完,必兼夜以续,遇乙以后(到可以用笔注明停止记号时),方乃停笔。”[1]

严复在翻译时,严于选材,慎重翻译,为了选择贴切的词句,也向贾岛学习,不废“推敲”术;虽然还未达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地步,也往往是“一字之立,旬月踯躅”,“字字由戥子称出”,而且译时“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所以一生所译,已刊未刊者加在一起才十一种。当属译界中的重质轻量型模范[1]。

成为独立完成莎(莎士比亚)作汉译第一人的梁实秋“历时36载”完成了莎翁的全部剧作翻译。而为了译好莎作,梁氏却不惜时间,广泛收集一切能够得到的有关资料,日积月累,他30多年的收集,终于使自己的收藏“比起国内任何大学图书馆都还要壮观一些”[9]。

 梁实秋先生（1903-1987）

傅雷比较推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自己的为人处世都有很高的要求;翻译时,“他宁愿精益求精,一译再译,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可是已经定稿,就不许编者妄自改动一字一句了”。苦心孤诣,吹毛求疵,而又“刻薄”如傅氏者,实非常人所能及也[3]。

萧乾可谓是皓首译经的典范,后人力当效仿的楷模。因为他是在几近古稀之年,历时三载,于病中译完挪威作家易卜生的集寓言、哲理、讽刺于一体的诗剧《培尔·金特》;后来,又在84岁高龄时,与其妻子文洁若合译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开山之作《尤利西斯》(Ulysses),“经过一千五百多个日夜的奋战”,得与“在大陆和台湾读者同时见面”。而且,“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又一项空白,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0]。

 萧乾先生（1910-1999）

佛家历来强调世间因果相陈的关系。从翻译名家们的经历来看,此言不谬。本文所列举的翻译名家虽已大都作古,属于我们可以盖棺定论的范围之列,但是,他们所为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弥足珍贵。愿将来有志于从事翻译事业的青年才俊能够从中摄取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陈伟丰.谈傅雷的翻译[M]//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312—320.

[3]傅雷,傅敏.“傅雷家书”的一些体会[M].金圣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338-348.

[4]罗新璋.读傅雷译品有感[M]//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321-327;

[5]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M]//郭建中.文化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1-10.

[6]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M].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7]黄忠廉.戈宝权与翻译[M]//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385-415.

[8](俄)科米萨洛夫.当代翻译学[M].汪嘉斐,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9]郭著章.译坛大家梁实秋[M]//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183- 191.

[10]边立红.萧乾与翻译[M]//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355- 383.